尽管40年来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管理案例研究成果，但既有的管理案例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科学水平和质量水平，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构建。结合对管理案例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本文将从案例研究方法应用以及研究主题两个角度指出中国管理案例研究存在的关键问题与不足。
1.中国管理案例研究中方法应用存在的问题
鉴于以构建理论为目标的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为当下主流的案例研究范式，本文采用了Eisenhardt（1989）所提出的基于案例研究的理论构建过程，同时借鉴以Gioia等为代表的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以及现有文献对案例研究理论构建过程的探讨，通过对理论构建过程中与文献对话、与理论（包括参照理论和目标理论）对话以及数据分析的丰富与细化，进而构建了如图所示的基于案例研究的理论构建过程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对当前管理案例研究方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主要体现在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两个方面：
第一，理论构建中的问题：与参照理论和相关文献对话不足，忽视目标理论的构建作为理论创新和拓展的重要工具，管理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不足是当下存在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与现有相关文献对话不足。与现有文献对话不足是指缺乏同现有相关文献的关联性和区别性探讨，导致理论贡献模糊。如图所示，在规范的理论构建过程中，与现有文献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准备阶段中文献梳理与问题的界定以及总结阶段中的讨论部分。
文献缺口界定不明确。在研究的准备阶段，往往需要在引言和文献综述部分清晰阐明研究问题和存在的研究缺口。尽管现有学者已经指出现有案例研究在文献梳理方面存在文献回顾多过于宽泛、研究缺口不够明确等导致理论贡献定位模糊的问题，但随着案例研究的规范性不断提升，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且较为普遍。以《管理世界》、《管理案例研究评论》、《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管理评论》、《管理学报》和《科研管理》这八种管理学期刊为例，通过对2013-2021年（也即规范提升阶段）期间发表的管理案例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进入规范提升阶段以来存在该问题的案例研究略有减少，但总体上仍有超过60%的案例研究在其引言或文献综述部分中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研究缺口。
忽略与相似文献以及矛盾文献的比较。在总结阶段，往往在讨论部分通过解释研究结论来揭示对既有研究缺口的弥补和研究的理论创新和贡献，但多数案例研究论文却忽略了在讨论部分同现有文献的对话。例如，多数文献仅在结论部分讨论了基于特定案例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是将其与现有相关文献进行对比，从而既没有指出研究结论与现有文献的联系与区别，也没有阐明本研究是如何弥补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不足，背离了案例研究构建理论或拓展理论的初衷。
（2）与参照理论对话不足。案例研究中的理论构建主要涉及到两个理论，即参照理论和目标理论。其中，参照理论是指现有文献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特定理论，可以作为案例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升案例研究的合法性。如图所示，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与参照理论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初始阶段中参照理论的选择和执行阶段中的数据分析，存在的问题也相应表现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混淆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尽管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参照理论选择的重要性，但仍有部分学者将参照理论与文献综述混淆，仅对相关文献进行简单回顾，导致案例分析缺少理论基础支持。虽然参照理论在案例研究中并非不可或缺，但以现有参照理论为依据，有利于提升目标理论的可靠性和信服力。以上述提及的八种管理学期刊为例，通过对发表在1992-2021年期间的管理案例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相较于案例研究起步探索和快速成长阶段，进入规范提升阶段以来重视采用参照理论的文献在逐年增多，但仍有超过37%的文献中并未提及案例分析的理论基础。尤其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除了缺少参照理论的使用外，还存在着将实践概念作为理论构念的误区。如前文所述，进入规范提升阶段以来，学者们开始陆续关注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敏捷等热点现象，但其中不乏一些学者直接将企业的数字化实践如海尔“人单合一”、酷特智能的C2M大规模定制作为新构念来构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与机制。这种将实践概念当作理论构念且不求甚解的做法，显然不利于真正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构念。
参照理论应用存在两个极端。针对数据分析部分，利用参照理论进行数据分析主要体现为两个极端：1）完全脱离参照理论展开不规范的案例分析，导致案例研究的内部效度较低、研究结果存疑。在管理案例研究起步探索阶段，这一问题具象为仅简单描述案例现象本身。尽管有研究已经探讨了在数据分析时缺少理论指导的问题，随着管理案例研究进入规范提升阶段以来，部分学者仍在提出新构念或者建立构建之间关系时缺少参照理论支撑，甚至凭空捏造关键构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者们难以提出被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构念；2）将参照理论硬套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忽视参照理论在不同研究情境下的特定内涵，导致关键构念的界定和测量与研究问题以及研究情境不匹配，难以深入挖掘并揭示案例现象的独特性。以知识管理理论为例，在企业数字化知识管理实践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得知识以及知识管理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企业数字化知识管理实践的分析就不能直接照搬传统知识管理理论，应考虑到数字化技术这一情境因素。
（3）目标理论构建规范性不足。目标理论是指基于案例研究构建的新的理论，这是案例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同于参照理论，目标理论既可以是对参照理论的修正或拓展，也可以是以参照理论为依据、通过案例研究构建的不同于参照理论的全新理论。如图所示，目标理论的构建主要体现在案例数据分析过程中新构念、新关系或新机制的提炼以及研究结论部分基于数据分析得到的理论框架、命题或结论。综合现有相关文献，目标理论构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过度关注数据的构念化，缺乏对关键事件的“深描”。随着管理案例研究规范化的提升，学者们开始注重数据分析与目标理论构建之间的联系，致力于在数据分析阶段提炼新构念、新关系或新机制，但这也导致了过度关注数据的构念化问题。例如，将数据分析结果硬套在预设的目标理论框架中，使案例研究从构建理论转向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检验。除此之外，过度关注数据的构念化还会使得部分学者将案例分析等同于构念和数据的简单匹配，忽视对关键事件的深入分析，因而难以挖掘出企业实践中独特的情境性因素。这一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尽管越来越多学者关注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国企混改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等中国特色实践现象，但并没有构建出较多具有本土意义的新构念或能够指导企业实践的中国特色管理理论。
缺少理论抽象过程，目标理论的普适性有待提升。在研究结论方面，能否提炼出经得起检验、具有普适性的命题或理论至关重要。从现有案例研究来看，除了存在过度依赖参照理论导致目标理论与参照理论之间高度相似等问题之外，目标理论的普适性方面也存在着较大问题。结合现有案例研究来看，学者们在研究结论部分往往仅总结特定案例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而忽视对结论的进一步提炼和抽象。这种将对独特管理现象的分析和总结等同于新理论发现的错误认知使得学者们普遍难以发现并构建真正的目标理论，更不用说目标理论的普适性。相较于多案例研究在外部效度方面的相对优势，单案例研究更加注重对案例情境的深度描述以及过程机制的深入挖掘。因此，在采用单案例研究时，学者们往往面临着情境独特性和理论普适性的权衡。仍以上述八种管理学期刊所发表的案例研究文献为例，可以发现，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局限中提到了无法满足目标理论的普适性要求外，很多学者都直接忽略了这一问题。此外，对于研究发现的深度描述能够帮助读者评估目标理论是否可以复制或拓展到更多情境中，提升案例研究的外部效度。但现有案例研究文献中仍有很大比重的研究对结论部分重视不够，忽视对研究发现的进一步拓展，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的结果并突出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基于此，部分学者通过案例研究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新构念或管理理论在中国管理学术体系乃至全球管理学术体系中的合法性和话语权难以有效提升。
第二，研究设计中的问题：研究设计原则落实不到位，信度和效度有待提升
基于图所呈现的理论构建过程框架，现有案例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执行阶段中案例方法和样本选择不当以及数据收集和分析阶段中信度与效度偏低。
（1）案例方法选择与研究问题不匹配。尽管可供学者们选择的案例研究方法有很多，如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包括双案例研究）、嵌入式案例研究以及纵向案例研究等，但在实际选择案例研究方法时，仍有不少案例研究文献所选择的案例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不匹配。尤其是进入规范提升阶段以来，该问题主要体现在嵌入式案例研究以及纵向案例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问题的不匹配，导致无法通过案例分析有效解读研究现象。以嵌入式案例研究为例，该方法适用于包含多个层次分析单位的研究问题。然而，由于涉及多个分析单位以及在数据获取方面难度相对较大等原因，很多学者在探究相关研究问题时并没有采用嵌入式案例研究方法。
（2）案例样本选择不符合理论抽样原则。不同于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的样本选择需要依据理论抽样原则，即依据研究问题选择案例样本，确保案例样本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关键构念或构念间关系的差异。然而，多数学者在选择案例样本时并没有很好地遵循这一原则。基于已有研究，案例样本选择不符合理论抽样原则主要体现为单案例研究中案例样本的选择不具有极端启发性（如案例样本并不是行业最佳或独一无二的企业，导致通过单案例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具有说服力）以及多案例研究中案例样本的选择不符合复制逻辑——逐项复制逻辑和差别复制逻辑。其中，逐项复制逻辑强调不同案例应该在具备相同的特定条件后得到相似的研究结果，差别复制逻辑则强调各案例由于特定原因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
显然，这些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多案例研究数据获取和收集的难度，但却是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应该严格遵循的。遗憾的是，不少案例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数据获取的便利性而非复制逻辑来选择案例，结果难以通过跨案例分析来探究案例背后的共性规律。
（3）数据收集和分析阶段中的信度、效度偏低。信度和效度偏低是当前学术界对案例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产生质疑的主要原因。通过对3005篇有效文献样本的分析发现：现有案例研究文献中的信度和效度问题主要集中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阶段，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主要表现为：
追求数据收集的便利性而忽视了数据质量。在数据收集阶段，考虑到时间成本和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已有案例研究中的数据来源较为单一，多以二手数据和访谈数据为主，进而影响了案例研究的构建效度。尽管这一问题在进入规范提升阶段以来有所改善，比如越来越多学者们重视数据来源的多元化、增加来自于现场参与式体验或跟踪式观察等一手数据的使用，但与国外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成果相比观察数据的质量仍有待提高。以Martin 和 Eisenhardt通过多案例研究探究企业的跨部门协作对为例，在收集案例数据时，除了内部资料和官方网站发布的文章、新闻数据以及基础的访谈数据之外，作者团队还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实地观察和跟踪研究，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采用多种手段（如利用滚雪球抽样来确定多名访问对象、实地观察并访问企业各个层级的员工、采用法庭式访谈方式以及电话和邮件定期跟踪回访等）来避免潜在的信息偏差。
过度注重分析方法而忽视了证据的完整性。数据收集阶段存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过度注重数据分析方法导致关键数据缺失，使得后续对案例现象的分析难以全面和深入，最终影响案例研究的信度。以多案例研究为例，由于需要收集多个案例企业的实践数据，为了简化数据收集的难度以及满足“复制逻辑”这一方法原则，一些学者会通过预先设定的构念对应收集案例企业数据，而不是主动挖掘每个案例企业的独特数据，最终因数据缺失使得一些情境构念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被忽视。此外，在数据分析阶段，过度关注数据分析方法也导致了证据链完整性受损。以Gioia等提出的广为接受的二阶编码方法为例，该数据分析方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制作一阶编码—组成二阶编码”的步骤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分析。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乏有些学者为了结构化地呈现数据，常常以事先预设的二阶编码为依据反向从收集到的初始数据中挑选相应的一阶编码，而不是对所有关键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打碎了证据的完整性，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过度关注证据链展示形式而忽视了证据的关联度和清晰度。在数据分析阶段，是否清晰说明案例选择的理由以及证据链展示的关联度和清晰度，均会影响案例研究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除了缺少数据呈现问题之外，一些学者在数据呈现时走入了另一个误区，也即过度关注证据链展示形式，忽视证据之间的关联度。结合已有案例研究文献来看，部分学者将构念之间的关系简单视为证据链展示。例如，仅在数据分析部分以构念之间的关系图作为证据链展示，但却并未对证据之间的关联进行清晰的说明。此外，对于纵向案例研究来说，往往需要作者在数据分析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来呈现相关证据链，但现有的多数案例研究仅对各时间阶段进行了横向分析，缺少纵向证据链的整体展示和对比分析，导致案例研究的内部效度较低，数据分析和归纳的过程难以令人信服。
2.中国管理案例研究主题存在的不足
根据上述文献分析的结果，本文指出中国管理案例研究在研究主题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有管理案例研究在剖析和解释中国企业实践时，往往容易忽视中国管理情境的独特性，导致研究结果仅仅是对西方成熟管理理论的验证和拓展，难以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例如，围绕公司治理这一研究主题，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情境下，如何处理市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发挥国有企业的活力是当前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也是重点。尽管学者们陆续关注国有企业混改这一新的实践，但在具体展开研究时仍是以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为参照，聚焦于探究国有企业内部因素对混改模式和效果的影响，而对中国独特的市场环境以及法治环境等外部制度因素在混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探究还有待加强。
第二，尽管管理案例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但追求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会导致缺乏对研究内容的深入剖析，研究结论与企业的管理实践存在一定脱节。以创新管理研究主题为例，伴随着企业创新实践的发展，创新管理研究的话题也在不断丰富，如开放式创新、绿色创新、服务创新等。基于企业开放式创新实践，尽管学者们尝试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来探究开放式创新的驱动因素、路径等关键问题，但不难发现，现有关于开放式创新的管理案例研究主要基于企业主体以及外部市场、技术等情境因素视角展开，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开放式创新过程中涉及到的诸如顾客、企业上下游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主体的关注。实际上，在开放式创新实践过程中，如何协调好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企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这也是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实践效果的关键因素。
第三，为了提升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地位，一些学者仅盲目追求研究主题的前沿性，却忽视对研究现象背后所呈现出的新情境、新特征的探究，难以真正指导中国企业的本土实践。例如，伴随着知识资源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地位的提升，有关知识管理的研究主题也逐渐发展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在这一情境下，国内学者开始对知识管理主题展开探究。然而，早期知识管理仅被视为在企业内部进行的知识创造、存储、转移和应用的循环过程。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资源的规模和类型在不断扩大，以数字化平台作为媒介的知识管理过程也在不断加速，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征。此时，传统的知识管理理论难以有效指导中国企业的数字化知识管理新实践。因此，这就要求学者们应结合数字化时代这一新的现实情境，对数字化时代下知识管理的过程以及机制展开深入探究。
